黄亚生:中国创新应学美国、新加坡还是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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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投资密集型增长到技术创新增长这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核心共识。中国政府为此做了大量工作,包括制定《中国制造2025》计划。

在中美贸易摩擦的过程中,美国一直要求中国停止补贴计划中涉及的先进技术领域。美国的贸易惩罚措施也在很大程度上针对该计划。例如,在美国商务部于2018年4月发布的应税产品提案清单中,在1,300种税号产品中,中国的信息和通信技术,航空航天,机器人,医药,机械和其他行业都在名单上。在中国有贸易顺差的普通工业产品不在税单上。可以看出,美国的目标不是完全解决贸易逆差问题,而是解决《中国制造2025》计划的高端制造业的发展问题。 “人造卫星”时刻的历史

件下,一个国家的科技进步不仅有利于技术提供者,也有利于技术需求。美国在互联网,生命科学,新材料和其他创新领域,受益者不仅是美国,中国和世界的受益者。在市场经济和法治的前提下,如果中国在信息通信技术,航空航天,机器人,医药,机械等领域进行创新,它将取得突破性进展,造福全人类。

美国不应该阻碍中国的技术发展,而应该以“全国的力量”支持自己的技术发展。《中国制造2025》它应该是21世纪美国的“人造卫星”时刻。中国和美国将在符合法治和市场经济标准的科技领域展开竞争,并将加快科技发展和科技产业化的步伐。中国和美国都应该欢迎这次比赛。

1957年10月4日,前苏联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人造卫星 Sputnik(俄语意为“同伴”)。在冷战对峙时,人造卫星1号的成功发射在美国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并引发了一系列被称为“人造卫星危机”的事件。

1958年7月29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正式批准建立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并推广载人航天计划“水星计划”。美国中学数学教育开展了一项名为“新数学”的重大改革,以加强美国学生的科学和数学能力。在许多美国人看来,苏联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苏联拥有一批杰出的数学家。

1959年,美国国会拨款1.34亿美元给国家科学基金会(NSF),比去年增加了近1亿美元。到1968年,国家科学基金会的预算迅速增加到近5亿美元。

Sputnik 1的成功震惊了美国,促进了他们对科学的投入,与前苏联进行了太空竞争,并增强了他们的科技实力。

现在,前苏联不再存在,美国建立的NASA因为“Spnetke危机”而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研究机构。 20世纪60年代,美国对航空科学的投资促进了美国整体科学的发展,促进了美国微电子,集成电路和通信产业的迅速崛起和商业应用。可以肯定的是,1957年的“人造卫星时刻”奠定了当今美国技术和商业的领先地位。

什么在摧毁美国的技术实力?

今天,美国的明智做法应该以《中国制造2025》和中国高端制造业的发展为基础,大力支持和推动美国自身的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以及中国的积极技术和先进制造业竞争。然而,特朗普和共和党控制的国会不仅没有大力支持自己的创新,而且还减少了国家对科学技术研究的投入,大力发展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旗帜,为第四次工业革命奠定了基础。屏障。不仅如此,共和党通过的税法对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征收前所未有的税收。

根据美国科学促进会的统计数据,过去15年来联邦政府对非国防研究与开发(R& D)的投资每年约为70亿美元,没有显着增长。考虑到美国的平均年通货膨胀率约为2%,这笔资金实际上每年都在缩减。从GDP的比例来看,美国联邦政府已经揭示了研究投资的萎缩。联邦政府对研发资金的投资从1976年的1.2%下降到2018年的0.7%。

我们可以进行横向比较。在欧洲高度工业化的国家,如芬兰,瑞典和丹麦,政府对研发的投资每年保持在GDP的1%以上。在美国,研发支出每年都在萎缩。从长远来看,显然还不足以帮助美国继续保持其作为创新大国的地位。

不仅是研究和开发领域,而且美国联邦政府对教育经费的投入也越来越猖獗。 2018年2月,特朗普发表了关于2019年美国预算的声明,计划削减3.6亿美元的教育预算,相当于减少约5.3%。

在2017年12月通过的美国税收改革中,特朗普决定增加美国私立大学接受的捐款税。该法案规定,如果接受捐赠的私立大学有超过500名学生,而且该学生从捐赠中获益超过50万美元,美国联邦政府将对该捐赠征收1.4%的税。受此影响的大学包括麻省理工学院和芝加哥大学等顶级研究机构。

在此之前,由于该大学是一个非营利组织,美国从未对大学征税。对私立大学而言,私人捐款是学校获得资金的最重要途径。对它们征税相当于削减了美国顶尖私立大学的预算,这将影响大学的日常教学和研究项目。

美国政府不会增加对研究经费的实际投入,而是对顶尖的研究型私立大学征税,这将削弱科研领域的积极性和实力。技术和教育具有很大的外溢效益,其发展需要政府和社会的大力支持。

2005年,美国国家科学院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站在风暴之上》,指出美国的繁荣得益于美国联邦政府对大学,企业和国家实验室科学研究的大力支持。全球竞争的核心是创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形成的国际霸权离不开对科学研究的支持和强大的创新能力。

美国技术的前沿是由于它的软实力,它可以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人才,包括二战后吸收优秀的德国科学家。然而,特朗普政府现在必须限制研究人才进入美国。在限制移民的同时减少对研究和教育的投资。不是《中国制造2025》真正摧毁了美国技术的力量,而是特朗普和共和党的政策。

美国在知识产权保护和市场准入方面对中国的吸引力是可以理解和合理的,中国真正想成为创新型国家的第一件事就是保护知识产权和市场竞争。

发明和创造是无国籍的,保护美国的发明者和保护中国自己的发明者。任何人都可以发明,但垄断不会促进发明。

美国正确的国家政策应该是与中国政府一起提出和讨论游戏规则,而不应该压制中国的创新。与此同时,美国应以《中国制造2025》为契机,增加国内研究投入和支持,巩固美国创新能力,并与中国竞争。但共和党领导的美国没有做出这样的选择,并没有把挑战变成机会,所以它没有给美国带来第二个“人造卫星时刻”。

为什么选择新加坡?

在谈到美国之后,让我们介绍两个国家。在我看来,这两个国家的例子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中国创新的下一个方向。

这两个国家有许多相似之处:

首先,人口很少。一个国家的人口只有564万(包括外国居民),另一个只有899万。两国的主要种族人口约占全国人口的75%;

第二,两国的经济非常发达,其中一个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64,030美元,另一个达到41,400美元;

此外,这两个国家的国家安全长期受到外部威胁,并已进行强制征兵。其中一个国家曾经是一个与其邻国的国家,但后来被驱逐出该国。当时,中央政府认为该地区的主要民族将威胁其邻国政治影响力的政治地位。另一个国家处于被敌对国家包围的地理环境中。

读者可能已经猜到了这两个国家的名字。一个是新加坡,另一个是以色列。

为什么你在一篇关于中国创新模式的文章中提到这两个国家?事实上,尽管中国坚持独特的发展模式,但它一直渴望向新加坡学习。

新加坡是一个小国,但对于中国官员来说,这一点从来都不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例子。邓小平先生在1978年访问新加坡期间,呼吁中国学习新加坡的经验。在他1992年的南方演讲中,他再次提到研究新加坡的“良好的社会纪律和秩序”。新加坡控制腐败的方法经常被中国政府视为控制腐败的参考。与此同时,中国官员经常使用新加坡政府管理的投资公司淡马锡(Temasek)作为管理国有资产的典范。

根据新加坡总统Tony Tan Keng Yam在两国会议上的发言,从20世纪90年代到2015年,超过5万名中国官员前往新加坡学习城市管理,社会治理和公共行政。

最着名的中国官方培训项目包括南洋理工大学和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提供的培训课程。

南洋理工大学南洋公共管理中心(NCPA)两个公共行政和管理经济学硕士学位课程,因为招募中国市长和潜在市长而被称为“市长班”。

南洋理工大学南洋公共管理中心主任刘红表示,截至2017年底,约有1400名中国官员毕业于南洋理工大学“市长班”。他说,学校还提供短期项目,培训了来自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15,000多名政府官员,其中大部分来自中国。

新加坡是利用自上而下的政治控制来实现经济增长同时确保廉洁政府的典范。它不尊重民主,但相信官僚精英体系。它不认为政治竞争和公开披露是控制腐败和提供良好治理的关键。它采取严厉的惩罚措施,并辅之以市场竞争性的补偿机制,以吸引优秀人才成为公务员,同时控制腐败。

我不否认新加坡的成功,也不否认新加坡的模式。但新加坡模特是最好的模特吗?或者它是唯一的学习模式?这是值得商榷的。

以色列的比较

因此,我希望将以色列国家纳入比较。

以色列是一个多党制民主国家。以色列的模式是对一种非常普遍看法的证伪,即阴险的生活环境必须集中力量。

件和最恶劣的国际环境中生存甚至繁荣。

以色列的政治往往是混乱,迅速变化和不可预测的。它在新加坡没有淡马锡,但它不需要这样的组织。它的私营企业足够强大,可以完全独立。它的大学系统也享有独立和学术自由。

我们正在新加坡学习,这里与以色列人口很接近。因此,我们显然不能以以色列作为一个小国作为借口从逻辑上拒绝学习。与政府官员对新加坡的偏好不同,以色列是中国创新和创业的典范。虽然有超过5万名中国官员前往新加坡(2015年数据),但中国技术人员和投资者已前往以色列。

中国对以色列的投资正在迅速增长。根据以色列IVC研究中心2018年11月发布的一份报告,“在过去两年中,中国投资者在以色列的投资活动稳步增加,从每季度平均15项投资增加到约20项。2018年第三季度中国投资者参与了16项以色列高科技交易,这与过去三年的季度平均水平一致。“中国企业倾向于投资软件和生命科学等”主流“行业,并倾向于投资更多成熟且盈利的科技公司。在2018年的前三个季度,中国投资者参与了以色列最大的高科技贸易的35%,截至11月的投资额为3.25亿美元。2017年为3.08亿美元,2016年是2.74亿美元。

尽管新加坡仍然吸引着中国的国有大型企业和政府机构,但阿里巴巴,百度,复星,联想和小米等中国科技公司已经或即将在以色列开设研发中心。在过去的五年中(截至2018年11月),以色列最活跃的中国投资者是Horizon Ventures,共有32笔交易,其次是CE Ventures,共有19笔交易; GO Capital&EOC Assets(GEOC)有18宗交易;阿里巴巴有12笔交易。

2018年,中国成为以色列第二大投资来源,仅次于美国。在期待更多中国投资的同时,许多以色列公司,尤其是科技企业,也在关注中国市场。

结论

新加坡和以色列之间的对比是:自上而下的控制,人为秩序和自下而上的活力,自发秩序和群体智慧之间的对比。

新加坡的方法可能适合中国发展高速公路和机场基础设施,但以色列模式代表了中国创新的下一步。中国企业家的行为表明中国愿意接受以色列的技术。和发明。

将增长模式从投资驱动转向技术驱动并不是打开“魔术盒”的技术转变,然后它就变成了变革。为实现技术驱动型增长,中国必须在以下领域做出更多实际努力:

实施法治;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履行合同;

尊重学术自由和独立;

最重要的是减少和限制政府对经济和社会的直接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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